可她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份她不能失去的工作。论朝不保夕，是命朝不保夕还是钱朝不保夕、还是因为后者存在所以前者存在，她都不能放手。

就像那个梦，哪怕清楚地知道房间里面有危险，现在她也必须要进去。

想办法，想办法，想想办法啊！

她双手握拳，手心里全是汗。脑海里风雨飘摇波涛汹涌之中，她想起汤玉玮去年夏天在弄堂里与76号的巡逻队流氓们斗智的那一段话。

就这样，对，就这样，只能如此，不这样谁也走不了。就这样！

她起身走出店门，快步穿过寂静的街道，走到无人看管的剧院后门前，深深吸了一口气。

汤玉玮后来问过裴清璋，怎么就猜得那么准，她的确是来灭口的。只不过不准的是，她不负责下手，一开始的分工中，是她把人带进去，然后吸引住别人的注意力，让随从去下手。计划如此，只把怎么带进去的问题留给了她。她和负责下手的那位合计，让对方假扮自己的跟班，是新来的摄影师什么的，先进去寻找目标，找到了再借故说回车上拿东西，去把目标干掉就行了。

死在剧场哪个角落里都行。

此刻，她已经带着跟班穿越后台的拥挤，在休息室见到了导演和主演，正在用假名将跟班当作后辈引荐，嘻嘻哈哈笑笑，人情世故里真真假假一下子全部搅合在一起。她一边和对方聊天，一边在心里揣测，这个剧组尤其是导演和编剧，往日不左不右，从无明确的政治立场，现在不像是投敌了、也不像是跟着系走了，看来收留目标在此，应该是被剧院的人安排的。

剧院的人，哪一个呢？

一边想，她一边对跟班道：“相机——欸你相机呢？还在车上吗？嗨，快去拿，注意别把胶卷忘了！”

后一句是约定好的，让他注意路上小心还有别的打掩护的人。

进来的路上，她依靠自己的好人缘看似到处乱窜、实际上是一间房一间房地摸过去，走到一半他们就看见了那小子，穿着一身场务的衣服，正在心无旁骛地搬东西。她随即看了随从一眼，算是确定。照计划，她在这里吸引注意力，对方去下手，回来就会带着相机，来拍几张照片，然后走掉就行。

然而现在对方已经去了十五分钟了，怎么还没有回来？这只是个小事啊，难道还能打不过那小子？

能冒出来这一件事，说起来还是周佛海自己不争气，她想。前阵子，她按照德堂的要求，去见了一直蠢蠢欲动的周佛海。一边见，心里一边腹诽，你们的汪主席还没死呢，这就开始想跑了？周佛海向重庆输诚已久，只是一直没有实际的动作，戴老板也一直钓着这条大鱼不松手。日本人和美国人一动手，周佛海立刻从那个亲日亲到无以复加的人变成一个认为日本必败的人，主动要求见军统的人，要投降，要为党国做事。德堂接到了指令，安排她去。等到见了，她向周佛海提了几个要求，主要是得保护、营救军统人员，再建立一个电台，都得办到，不然他这个投诚无从说起。周佛海满口答应，只提了一个要求，要军统除掉在他身边监视他的中统特工。否则他无法自处，能不能活下去都两说，更别提做事。

她觉得周佛海说得既有道理，又没道理，但有没有道理与她无关，她只负责把话带回去，德堂想了想，再往上一带话一问，南京那边就动了手。但也不知道是不是陈恭澍叛变导致南京站没了人，做的不是很干净，竟然跑了一个。而且还跑到上海来，大概盘算的是上海人多，方便隐藏。殊不知——她笑，上海人多，干行的也多，找你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还藏到剧院里来，这就是送上门给她的了。

十七分钟了，还没有回来。怎么回事？跟班小子虽然是德堂派给她的，之前从未见过，但看样子不会是连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的人。难道出事了？真有“胶卷”？

她还是得去看一看，正好演员们都上去了，导演也要去前面看着，她遂直接说自己去看看这小子怎么还没把相机取来，相约一会儿戏散了化妆间见，然后往回走，开始在后台的房间里一个一个地找过去。一边小心翼翼地走，隐藏自己在冷清的后台里可能的脚步声——人都走了，全部上场了，和刚才进来时的人声鼎沸简直是两个世界，那时热闹如过年的集市，此时反而像是被废弃了一样，只有舞台上的台词声远远传来，模糊不清。

目标大概五尺三寸{42}高，瘦小，剃着平头，随时都可以易容打扮成别的样子的头型，大眼直鼻，唯鼻孔朝天，耳小嘴小，此外没有胡子没有疤痕没有痣，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征的长相。假扮为场务，必要时还充当乐手，穿着场务的衣服，戴着一顶有点儿破了的报童帽，刚才看似乎浑身都是一片洗得发白的棕色，鞋子没看清。

这就是她记得的全部了。

这扇门，休息室，没人。那扇门，杂物间，没有。这扇门，又一个化妆间——谁的啊？——没有。到哪里去了？

如果是我，发现了有问题，无论我是几个人，我应该把他往哪里藏？还是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