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对她的感情竟然已经这么深了。偏偏是等到这个时候，她才发现。

窗外鸟叫，她循声转过头去，是一只煞风景的喜鹊。喜鹊叫了一声便飞走，她望着空荡荡的树枝，感觉有一种巨大的空虚从自己身体里灵魂中向外膨胀，剧烈，庞大，直至覆盖了整个上海，让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电话响了，女佣去接，她站起来，环视这房子。

连这房子也空虚起来。

女佣来说，是哪个哪个太太打电话来，问她下午是否去喝茶打牌。她说，不了，我回娘家看爸爸妈妈。女佣说好。她又说，等等，你去打电话给许先生，说请他来，我想好了，我要卖房子。

女佣应声而去。她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双手。

从此刻起，我又回到靠自己了。

你会帮助我吗？你会支持我吗？

你会。

我开始想念你了。

丁雅立卖房子是在一个月之后，初夏时节就搬回去和父母住了。成日只是照顾父母，费尽心机应付局势变化、四处寻找出路。每当一大家子人说到要怎么办的时候，总会有人问起万小鹰。她起初听到这个名字，面上还要怔一下才能回答，后来随着说得多了，暂时的停顿和思念回归心里，她已经能做到在脸上云淡风轻，在心里细水长流了。

杏花春雨，细水长流。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万小鹰的时候，美好的词汇都这样冒出来，哪怕经不起仔细推敲，一想就是毫无关系。

可难道她们不也是本该毫无关系的两个人吗？或者说，她们本来有的关系本不该留下这么深的印迹。本该如此的事实纷纷脱了轨，时光一去不复回。未曾得到，已经失去，春日花下一场好眠，醒来才发现手里本来有的珍宝已经不见。

家里人讨论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要不要去其他的地方，去又去哪里、怎么去，天天众说纷纭，比小报还要精彩。她很少说自己的意见，反正在乎她的意见的人也不多。偶尔遇见真的有问的，她会说去香港。然后举出自己这样认为的原因。说完，继续沉默，在心里问万小鹰，你觉得呢？你是会说，这是我的家事你不便评论，还是给我你的建议？

我在心里和你这样说话就像和一个死了的人说话一样，我不该的，可是……

每天看着报纸，她总是会想，万小鹰是会在这里，还是那里？如果是在那里，为什么呢？你是怎么去的？

这小小的无法核实的地理游戏成了她关注军国大事之外的唯一乐趣。1947年剩下的日子过得很快，她甚至不再记得日子，不再关心金都大戏院发生的冲突{83}，什么执勤警员和什么上尉排长发生枪战，吴国桢如何处理，她只能想起之前下台的钱大钧在万小鹰嘴里是勾大钱——种种种种，现实由彩色变成黑白。多年后她回忆那段日子，能用来记忆的标的竟然是四平的战事。因为自那天起，丁家终于从一位有学识的故旧那里听到了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的判断，开始认认真真地准备要走。

在香港。汤玉玮把单车停在路边，人靠在车座上，手里握着报纸，认真阅读——毕竟难得买到一张报纸基本全文引述了行政院发布的《匪区海上交通经济封锁暨处理截获匪资办法》。

彻底阻断这么多交通，有什么好？这是打不过了。有优势兵力，有较好装备，却一路输得像是输给日本人那样，还有什么希望，怪不得最近到香港的人——

后面店主叫她，切好了，快来拿。

她收起报纸，夹在腋下，在车座上做了个灵活的转身，两腿一抬臀部一转，利落地跳到店门口，接过白切鸡的纸盒，又用报纸一包，就放进车篮里——整套动作漂亮流畅，把店主都逗笑了。

她笑着挥手作别店主，骑车回家。这都是最近在片场和那些师傅学的，她见人家的身手自己也技痒，人家见她有底子也喜欢她，一来一去，她的动作倒比那些正经演戏的演员专业好看。

也有人请她演戏，她拒绝。她用真名已经不太安全了，现在还是低调些好。虽然……

到家，和在药铺里看店的房东打个招呼，拎着单车上楼，开门，裴清璋立刻从厨房里伸出脑袋，“买了？”

“当然。”

“那我这里马上就好。”

放好车再把白切鸡拿到餐桌上放好，裴清璋准备好的蔬菜和清汤也端上了桌。两人坐定开吃，裴清璋问今天的白切鸡多少钱，她如实告知，裴清璋想了想道：“还是贵。比你上个月买的时候贵了。”

她笑起来，“我都不记得了。”

“你不记账，自然不记得。上个月那家……”

裴清璋一边吃，一边给她夹，一边还要详详细细地数她们数月以来吃的好几家到底哪家最好。她认真听着，不时点头，等到裴清璋说累了自己吃一口，她才开口道——还认真地等着裴清璋把嘴里的食物都咽下去——“也不用这样详细考虑嘛，横竖咱们现在双份收入，怕什么？是不是啊，中央财政？”

她总是谦称自己是“下级”，而管账成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