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章越也是韩绛提携上来的，且政见相合。同时此举也是向天子和百官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

王安石对章越道：“韩子华进京前，官家便交代我了，让我与韩子华详语，方今人情政事所急者。度之，可知老夫向韩子华说了什么？”

章越摇了摇头。

王安石道：“老夫对韩子华道，三司总天下财赋，其出入之数并无总要，考较虚盈之法。但以往却没有一个好的统筹之法，似天下户口，人丁，税赋及场务，坑治，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及一年钱谷之数，往往重复注籍。增亏废置钱物，羡余，横费等数，皆无所凭。”

“我让他设一部门专司其事！”

章越听了王安石之言明白，对方这是建议韩绛设一个统计局之类的新衙门，统计出财政的各项数字，如此方便当政者治国。

章越道：“以往为了推行新法，设立了三司条例司，地方设提举常平司，这使用三司无从得知账目，以至于耗登之数无法查明，是为解决此事？”

王安石道：“不错，故而新设一司，将提举常平司和三司的账目合并。”

章越问道：“那么此司置于中书之下？”

王安石点了点头。

章越道：“这岂不是相权侵吞三司之权了？”

王安石道：“必须如此，宰相不预财政，又能预得什么事？又如何能合天下之财，再为天下理之？”

“老夫当时对韩子华道，此事宜急不宜缓，你以往治理过三司，有经济之才，可以办理此事。”

章越心想，这又是一级一级地往上收权力了。

从王安石设三司条例司，提举常平司来，就是宰相预财政，中书侵吞三司的权利，中央侵吞地方的权利。

王安石还是照着加强相权的办法，加大变法的力度。后来者的韩绛，吕惠卿当然也是如此想的。

这就是所谓的虚君实相，也是宋朝读书人最为推崇的政治，连宋朝历代皇帝也是这么提倡的。

这才有‘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的仁宗皇帝，也才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韩琦，王安石这样的一代名相。

在这个大前提下，吕惠卿一心防着自己，韩绛极力援引自己入朝为臂助……

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早就……哎。

章越想到这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惭愧。

但这惭愧片刻已是没了，为什么自己不走虚君实相这条路。

一来眼下正是大刀阔斧的变法之时，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考虑天子的感受。

官家已经不是熙宁初年时，那个啥都不懂的皇帝了。

亲政八载，官家已经有了自己治国的理念，以及自己的班底了。王安石的罢相，最根本原因的就是天子与王安石的分歧日益扩大。

随着皇帝日渐掌握权势，他会容忍另一个王安石？容忍相权凌驾于君权之上？

另一个时空历史上，为什么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下狱？因为元丰之后，官家正式从幕后到台前主持新法。

但苏轼仍在批评新法，所以才有了乌台诗案。

王安石问道：“度之此番回朝是要废了市易法么？”

章越问道：“大学士可是听吕吉甫所言？”

王安石则道：“不说亦知之。”

第862章 王安石的后悔

看来吕惠卿已是将他要废除市易法的消息告诉了王安石。

章越对王安石道：“回禀相公，眼下暂无此打算。”

王安石心想，这与吕惠卿说得怎么不一样。

章越道：“相公，你知我与苏子瞻乃同年也是好友，他有一句话我甚为推崇，那便是‘着力即差’。”

章越与苏轼交好是整个大宋朝都知道的事，苏轼苏辙兄弟反对新法，苏轼去杭州任通判，苏辙则托身章越幕下。

“着力即差！此说倒近似佛家道家之语，不是我儒者所言！”

章越道：“佛家说随缘，而道德经通篇不论努力二字，而与我儒家所讲事功二字，说是是南辕北辙，却是有共通之处。”

王安石道：“依度之所言，力是事功，但着力便不是事功？”

章越笑了笑，着力即差是另一个时空历史上，苏轼临终时，他一位僧人朋友对他说，端明（苏轼最高官位是端明殿学士），勿忘西方。

苏轼说这个着力不得。

另一位朋友说，你平日都如此践履，这时更应当着力。

苏轼道：“着力即差。”

说完苏轼病逝。

这句话也是苏轼一生践行的，章越书信偶尔与苏轼一提，便生此语。

其实这话章越也是很认同的，很多事情太刻意了就偏差了，好比越是想睡觉，但心底存了那个意，就越睡不着。

放在王安石身上，你越是要变法强国，但太刻意了，着力过甚，最后反而事与愿违。

在苏轼眼底，非常反对这样太折腾来折腾去，这也是为什么